小时候家里一直是外婆掌勺，红烧肉圆、糖醋排骨是她的拿手菜，也是我最爱吃她烧的菜。外婆说话嗓门很大，我经常还没到家就能听到她的声音。孝顺、热心、好助人为乐，是和外婆接触过的人眼里的她。现在，她每天的生活重心几乎都围绕着太婆转。每次大家族里有人生病，外婆也都一马当先去照顾。作为共产党员的她，小区居委会的党员会议一次不落，每天认真地刷学习强国。她也和众多上海阿婆一样，喜欢噶讪胡，炒股，看烧饭和养生节目，经常活跃在家族群里，转发各类小道消息。
1971年，外婆抱着儿子，也就是我的舅舅。
这些都是自我有记忆起，脑海里的外婆印象。我出生时，外婆就已经五十几岁了，所以我不曾知道，她年轻时的模样。如果不是妈妈告诉我，我不会知道，外婆曾经在陕西咸阳“支内”（支援内地建设），呆了整整33年。就像外婆那一辈人一样，她曾身体力行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。西北的黄土高坡见证了她从一个20岁的小姑娘“琴”变成53岁的外婆。
尽管外婆经常包揽家族的一切事务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像是大姐，但其实她在7个兄弟姐妹里排第五。在1960、70年代，太公太婆和他们的7个孩子走上了不同的建设祖国的道路。一家9口人，1个当兵，4个到外地插队落户，4个留在上海的工人……
老大在1950年参军，当文艺兵。老二是上海钢铁一厂的工人。1960年，18岁的老三支援内地建设，去了山西太原。1963年，老四也紧跟哥哥的步伐做 “支青”，加入新疆建设兵团。
“琴”的父亲在上海铁路局工作，母亲在纺织厂忙着做活。哥哥姐姐有的上班，有的远走他乡支援建设，12岁的“琴”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，她必须一人独当一面，带妹妹、烧饭、做衣服……为了给自己和家人多添几套新衣，“琴”从外面买来做衣服的纸板，自学缝纫。或许，长大后她可以开一家裁缝铺。
但当时，祖国更需要她，街道已经给她分配好了任务。1965年，刚满18岁的“琴”成为了“支内”，先在上海橡胶厂接受一年多的培训，再前往陕西咸阳支援当地建设。不久，老六也去了安徽黄山做“支内”，年龄尚小的老七留在了上海环保局。
1967年4月份，20岁的“琴”与她的兄弟姐妹一样，收拾好一个大行李箱，装好春夏秋冬的衣服、被褥和毛毯，作好了一别数年的准备，一人踏上了远离家乡的旅途。
“琴”先坐火车到达南京，那时还没有横跨长江的大桥，她和其他六十几名“支内”只能坐轮船摆渡到对岸。轮船很小，只有两节，八个小时后，他们才全数坐上开往咸阳的绿皮火车。
39个小时，“琴”记得很清晰，她坐的是硬座，车内很拥挤，行李架被塞得满满当当，过道、甚至厕所都站满了人。下了火车，他们坐上敞篷的大卡车开往他们日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，西北橡胶厂。卡车出发了，轮胎刮起一阵黄土地的风沙。路途遥远，但沿途并未有多少风景。经过了一个棉纺织厂后，映满眼帘的只剩下荒无人烟的黄土高原，和远在天边的秦岭山脉。这就是“大西北”。
橡胶厂里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，天津、北京、沈阳……从上海到咸阳，从南方到北方，“琴”最大的感受是“吃不惯”。在上海，尽管物质也很匮乏，一家几口挤在20几平方米的屋檐下，“琴”一家还是能用各种粮票换来白米饭、细面和炒青菜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“琴”只能到乡下的地里挖野菜的梗吃，把稀少的大米煮成烂糊的稀饭。而在咸阳，能吃到的只有粗粮，像石头一样硬的窝窝头、包谷米、包谷面，难以下咽。那以后，“琴”和上海的同事们每每回家，都会背回来一大袋二三十斤的大米。就连小孩来看父母，也要承担起这个带米的重任。
1975年，外婆与车间同事的合影，右边第二是外婆，只有她当时往外瞟了一眼，没看镜头。
“琴”在生产橡胶管的车间工作。她尤其注重卫生，每天7点钟提早到厂，6点钟晚下班，起早贪黑地做工，打扫卫生……自1969年开始，“琴”每年都是厂里的劳模，家里放着好几个单位送的“铜吊”（水壶）。颁发的奖状多到能捆成一大包，不懂事的女儿甚至拿来做包书纸，被班主任骂了一通。
在那个特殊年代，广播里放着毛主席语录，上班前、下班后的班会上，他们都要拿出随身携带的“小红本”，朗读背诵，那些话早已烂熟于心。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，上面派下了10万米止血带的任务，必须完成。厂里气氛紧张，“人能停，机器不能停。”为此，“琴”三天三夜没有回过家，几乎不眠不休，撑不住就在案板上眯一会儿。身旁的机器一直冒出蒸汽，使三四月温和的天气蒙上一股热浪。
1979年，外婆在车间工作，加班加点生产止血带，最右是外婆。
外婆在谈到“支内”的那些年时，她的情绪与往常一样激动，好像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，每个人都经历过的。当我问到文化水平时，她声音变小了，说自己上学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，对学习不太积极，“我初中毕业倒好了，说不定可以留下来。”然后她像突然反应过来一样，手一挥，好像在驱赶空气中的什么东西，说：“这个不要写，丢人的。”
外婆每说完一段话，就会总结一样感叹道，“真苦，那时候是真的苦。”“真苦”这个词我已听了不下十遍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外婆一直都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人，从来不抱怨，我难以想象她口中的苦。好在那些日子她有外公“忠”的陪伴。
“忠”当初在上海橡胶厂做学徒时，对“琴”一见钟情。一开始，“琴”并未接受忠的表白。但“忠”很坚持，跟着“琴”去“支内”，一路追到了咸阳，与“琴”一起在橡胶厂工作。“琴”被他的真诚感动，在1970年，他们到西安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那时候的结婚证只是两张薄薄的纸，远看像奖状一样。最上方有毛主席“实现婚姻自由，男女平等”的大红字。没有任何仪式，只有一张两人的黑白照片留念。
1970年，外公和外婆的结婚照。
1971年，“琴”生了个儿子。第二年，女儿出生，也就是我妈妈。工厂的生活太忙，直到“琴”分娩前一周，都还在工作。他们根本没时间带孩子，也心疼孩子跟着他们受苦，所以“琴”回上海休产假时，把两个孩子留给了母亲。每隔两年，一家才能团聚。在父母回来的那天晚上，孩子会反反复复地从睡梦中猛地清醒，强撑着疲累的眼皮，等他们到家。
1974年，外婆抱着我妈，外公抱着舅舅的一张全家福。
我的妈妈11岁时，她和舅舅回到了父母身边。妈妈初到咸阳，看到“只在电影里有”的光着膀子、头上扎着白布条的农民，和周围的荒地，简直和上海一个天一个地，她登时吓哭了。那是许多支青、支内子女的困境，他们既想呆在父母身边，又难以适应当地的环境。妈妈在咸阳呆了七八年，才回到上海，遇到了我爸。她很爱吃西北美食，凉皮，肉夹馍……她总感叹，“我们西北橡胶厂那儿的凉皮最好吃。其他地方都比不上。”她会找那儿的朋友帮她买一箱箱的凉皮寄到家里。
1995年，“琴”48岁，因军工厂工作涉及有毒有害物质，她可以提早退休。“琴”在职期间表现优异，厂里继续聘用她培训新人。直到2000年，“琴”才真正地回到故乡，上海。2001年，我出生了，“琴”当上了外婆，成为了我记忆中的她。
1985年，妈妈、舅舅、外公外婆、太公太婆在西安游玩的合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