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锡夔，化学家。1926年9月生于上海，祖籍南京/杭州，回族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。194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，获特等荣誉学士学位(B.S.wi th honors)，195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。1955年回国后先后在中科院北京化学所和上海有机所从事科研工作，现任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，曾任上海有机所学术委员会主任，上海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，上海市六、七、八届政协委员。
蒋锡夔先生长期从事物理有机化学和有机氟化学领域的研究，1954年在国外曾提出并验证了氟烯烃能与三氧化硫反应生成—磺内酯，发明了一个有用的有机反应。此工作曾列入国际知名的工具书内。回国后领导完成了多种氟橡胶和氟塑料的研究工作，为军工和民用作出了贡献。1978年在国内创建了物理有机化学实验室，在有机氟化学、自由基化学、单电子转移和亲卤反应，结构—性能关系，新颖反应机理探索，溶剂和微环境效应，疏水—亲脂作用等领域开展研究。在有机分子的簇集和自卷，自由基化学中自旋离域参数的建立和应用两方面，取得突出成就。因此，曾两次被邀请在威信甚高的Acc.Chem.Res.(化学研究评论)上撰文，介绍研究成果。1995年出版专著《有机分子的簇集和自卷》。1982年及1992年（与惠永正等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；1992年获两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；1999年和200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两项；2002年蒋先生和课题组完成的“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——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”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1989年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优秀归侨、侨眷知识分子称号，2005年获上海市科技功臣荣誉称号。
如果我们把理想也看作为一个梦，那么，我的一生从幼到老，就是一个梦的追求。这个梦就是：热烈地去追求真理、美和高尚的品德，热烈地希望自己能为祖国的昌盛作出贡献。
发现理想
我年轻时常会借用德沃夏克的《新世界交响曲》的旋律来唱自己编的歌词，“在那遥远的天边有一颗明亮的星，它是我的理想，它永远照着我的命运”。
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幻想，爱玩、爱看书，到四年级时，《小学生文库》中的小说我都看了，特别喜欢的有《三国》《岳飞传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。这让我养成了善于思考及不盲从的性格。升入华童公学后，有一次上课，我听到英文老师把英文单词“enor－mous”说成了“animous”。我觉得不正确，就去翻查词典，果然发现是老师的发音不正确。从这以后，我就确信对于任何问题都要想法弄明白，依据事实证据，而不是以名人、权威的观点讲话作标准。
在华童的初一、初二年级时，我的学习成绩虽好，但主要还是靠下死功夫读书取得的，在思维方法上并没有显著升华。到了初三，由于一场大病，给了我更多读书和独立思考时间。我开始讨厌一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功课。那时，我做了一件轰动全班的事情：在中国文学史、中文语法、应用文等这些我认为是浪费时间的课程科目考试中，故意只抄写了题目，没有回答问题就交了卷子。现在想来，还是颇为后悔的，有些古文范文需要背咏才能记牢、应用，否则泛读易忘，并且单纯学理，就很难突破研究的瓶颈，只有文理兼长，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至高境界。
而对于理科，我却深深地为之着迷。在华童初中时，我就与表哥冯咸萃一起阅读科技杂志，并根据杂志的介绍，到专门的商店采买了试验器具，在家中卫生间布置了一个小实验室。有一次，我在杂志上看到一份氧气和两份氢气放在玻璃瓶内，遇到明火，瓶内就会着火产生水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与表哥一起做了这个实验。水确实做出来了，但因为操作不够熟练，剧烈的反应把玻璃瓶也炸掉了。幸亏事先按照杂志提醒用毛巾把瓶子包了起来，才没有让手指头被玻璃瓶碎片击伤。
在圣约翰附中的高中时代，我又对生物学产生了强烈兴趣，自己读了《生命的科学》。在圣约翰大学三年级时，我学会了科学研究的第一步，即查文献，并找到了有机化学中电子理论和共振论等较新概念。从此，真正对有机化学产生了兴趣，尤其对其中的反应机理和结构－性能关系有特别浓厚的兴趣。
在自己的专业之外，大学一年级后，我还读一些好的小说，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对哲学和心理学的兴趣更浓。当时圣约翰大学所用的心理学方面的参考书我均读过，并看了《如何思想》《历史大纲》等书。另外还看了些概括性的哲学书，例如《哲学大纲》，讲述哲学家们如何思想。
童年时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，好幻想的好奇心，以及多方面的知识，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，那就是终生追求“真、善、美”。在20岁时的一篇总结性的日记里，我以下面四句化作为结束语：Sacred Fire：这儿，燃着神圣之火，莫用虚伪来亵渎；一切魔鬼到此，个个化为飞灰！
捍卫理想
我尊重事实，敬爱我善良的父母，讲信用，是我为人的基本准则。
在科学研究中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扎实的基本概念，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，不墨守成规，不依赖权威的结论，这样或许才能作出创造性的工作，同时也捍卫了学术的“真、善、美”。
1953年，我在美国凯劳格公司工作。有一次，公司邀请了康奈尔大学化学系教授米勒到实验室作学术报告。米勒是当时国际上著名的有机氟化学家。美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启动了著名的制造原子弹的“曼哈顿工程”，负责这一工程的军事领导人格拉福斯将军称米勒是“在曼哈顿工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科学家之一”。正是由于米勒发明了氟氯烃聚合物，美国才顺利地提纯出浓缩铀，于1945年研制出原子弹。
米勒在报告中以大量事实指出，氟烯只会与亲核试剂反应，而不与亲电试剂反应。这也是当时公认的看法。我从反应机理的概念出发，基于自己具备的物理有机化学的坚实概念基础，并从中找到了规律性的东西，于是就想到：某些特性在一定范围内是相对的，万事皆有限度。因此，我提出相反的观点，即若用特强的亲电试剂，如三氧化硫，则可能会与氟烯发生反应并形成一种四元环的新型化合物。我将这项发明设想上交公司后，随即用实验证实了这一观点，即用全氟、多氟烯烃和三氧化硫反应，合成了新型化合物—磺内酯。若干年后，这个新反应演化为制备含氟化合物和材料之中间体的一种有用方法。
与学术上的创新相比，为祖国的昌盛作出贡献则是“真、善、美”更重要的内涵。我一直铭记出国前向父母说过的话：学成后一定回国，一奉献国家，二孝敬父母。1955年初，我向美国移民局提出了回国申请，负有网罗人才使命的移民局力劝我放弃回国念头。他们派了两个官员到我的住处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，只要我愿意，移民局可以帮我办理加入美国国籍的一切手续。他们主动提出愿意帮我寻找称心如意的美国淑女成亲。两位官员还承诺，不管我是否离开美国，都不会把申请回国的事情告诉凯劳格公司，以免丢了饭碗。两个官员可说是尽心尽责、费尽了脑筋，然而我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：“讲信用是我为人的基本准则，作为一个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科学工作者，我不能因为有所贪图而违背自己的诺言。”
1955年底，我回到上海。而在1948年5月19日的日记里，我就已经写道：“我懂得将来的中国是怎样的需要工业人才，然而也懂得自身气质是适合于怎样一种生活方式。无论如何，他日为祖国人民服务，是已下了信心了。”
实践理想
我经常注意把“三严”（严肃的态度、严密的思想方法、严格的工作方法）和“四敢”（敢想、敢做、敢于自我否定和敢于坚持真理）辩证地结合起来。
在我看来，追求“真、善、美”，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。有些人强调科学的基础研究必须与经济效益直接联系起来，这是非常短见的。由于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本能，使得基础研究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。
1956年，我进入中科院化学所工作，开展有机氟化学方面的基础研究。在原料与仪器都匮乏的实验室里，我一边做些简单研究，一边仔细阅读文献，跟踪世界最新的氟化学研究进展。1957年，我任新成立的氟橡胶化学研究小组组长。在当时中国还属于空白的氟橡胶，是与原子弹、氢弹联系在一起的物资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和项目组成员通宵达旦泡在实验室里，反复实验。由于没有经验，实验条件也非常简陋，许多含氟原料的供应也跟不上，失败也就在所难免。但每一次失败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。终于在1959年制出第一块白色的氟橡胶，被命名为氟橡胶1号。随后又相继研制成功了氟橡胶2号和氟橡胶3号。
虽然我从事多年绝密军工项目氟橡胶的研究工作，但依然没有忽略基础研究。我觉得一个做纯基础研究的学科带头人，应该像一个正在战场上指挥的智勇双全的团长，他会在努力攻打一个或几个当前的目标堡垒的同时，还需高瞻远瞩，寻找远处更重要的堡垒。一旦发现（有时是偶然地发现），便重新开始战略部署，攻而取之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的学生范伟强在实验中发现一个反常现象，长链酯水解反应中当链长到一定碳数目时不符合短链类似物的规律，水解速度要慢几个数量级。我无法理解这一现象，但一定要弄清楚，就让范伟强去查文献，他很快找到一篇文章，作者门格教授提出一个观点，即一些长链分子在水中有簇集现象，但门格并未深入研究下去，由此引导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或小领域，即由疏水—亲脂相互作用造成的有机分子的簇集和自卷曲之系统、深入的研究。范伟强在研究生期间共完成9篇论文，其中三篇发表在《美国化学会会志》上，在国内有机化学届引起轰动。1987年，我应邀在《化学研究评述》发表介绍该领域综述文章。借此机会，我对之前6年的工作做了系统论述，并列举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方面。论文发表后被国内外同行广为引用。
